尋找鏡頭下的出路 / 林麗雲

《舞影者》是第一部由攝影記者自己拍片以反省本身這一行的狀況。導演是資深的攝影記者，他分析自己工作的場域，意圖藉由此片喚起同行的意識，以超越困境，尋找出路。

本片導演鍾宜杰工作多年後，回到學術殿堂，探討在職場遇到的問題。在拍片的過程中，導演一手拿著社會學理論，一手扛起攝影機，穿梭在理論世界（「新聞場域與實踐」的分析）與真實世界（攝影記者每日的工作）之間。有了理論架構的支撐，本片有獨特視角。它也有真實場景與真情告白，令人感同深受。

本片所要回答的問題是：攝影記者應該是「舞影者」（舞動影像的人），但卻往往變成「影舞者」（被影像舞動的人），失去了詮釋影像的權力。為什麼呢？本片即敍述 不同情境脈絡下攝影記者社會地位及自我認知的轉變。

本片可分成三大段。第一幕是威權統治時期（1949年到1970年代末）。新聞媒體是官方宣傳工具，宣傳反共的意識型態。在此媒體結構下，攝影記者的任務是拍出「安全」的照片、呈現社會安定繁榮的景象。這時攝影記者自認是「公務員」。

在社會運動時期（1980年代），具社會關懷的攝影記者登上歷史的場景。這時反對運動與鄉土意識抬頭。一部份與官方較遠的報刊（如《自立晚報》與《人間》），提供論述的空間。一些具社會關懷的新生代青年投入新聞事業。他們有的用影像的方式深入探討社會問題，以呈現弱勢的聲音，並紀錄變遷的軌跡，為台灣寫歷史。這個時代的攝影記者，便在拍照與洗片中實踐理念。

在商業化時期（1990年後），媒體政策鬆綁，因此各類媒體激烈競爭。上述獨立的報刊與社會關懷的攝影記者卻失去空間。在商業邏輯的影響下，當代攝影記者的任務是「製造（新聞）商品」，刺激讀者的購買慾望。他們自認只是「快遞員」，每天都趕著快速回應顧客（報社）所下的訂單（新聞照片）。失去了堅實的理念與使命感，他們只能用名牌的配備來顯示自己的專業身份與地位。

我們從本片中，可看到新聞場域的限制。記者原本應該反映真實，並從工作中實踐其專業的新聞理念。但是，在政治控制與商業營利的限制下，攝影記者卻變成生產線上的勞工。回想1980年代，時值威權解體之際，有的攝影記者能夠實踐自身關懷社會的理念，為時代留下記錄。但是，在解除管制後，他們卻失去空間，不得不退場。這真是令人扼腕，慨嘆再三。

那麼，應如何超越困境？

首先，我們作為媒體公民，應更加關注結構（特別是商業邏輯）的限制。在1988年前，國家的威權控制非常明顯。然而，1988年後商業的力量是 以隱晦的方式運作，形成宰制體系，限制了言論以及個人的選擇。 人們身在其中，無法察覺，更找不到出路。對此，我 們應重視增加傳播媒體（包括商業媒體）的公共性，建立良好的傳播秩序。

其次，記者應以集體的力量尋找出路。過去，攝影記者沒有專業上的團結。在龐大的壓力下，他們大多單獨面對，默默接受，或委曲求生，或黯然離去。對此，傳播工作者 應認識到自身的社會位置，集結起來，討論相關議題（如勞工權益與專業自主），提出對策，以建構較理想的媒體環境。如此，長久下去，才能在此實踐理念並安身立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