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失業勞工」是我們周遭生命的困境 / 劉昌德

2001年6月，中時報系無預警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百餘名員工。這是導演廖德明拍攝紀錄片《那一天，我丟了飯碗》的開頭。

不過，這並不是台灣新聞工作者勞動困境的開頭，更沒有成為結尾。早一些，2001年2月，《明日報》停刊，未獲新資方回聘而失業者約一百五十餘人。在中時中南編事件對記者的「震撼教育」之後，7月，長期積欠員工薪資的《自立報系》資方退出經營。次年2月，《勁晚報》停刊，資遣百餘名員工；5月，《中央日報》資遣二百五十餘名員工。2003年8月，真相電視台近百名員工遭裁員。2004年底，中國廣播公司資遣一百三十餘名員工。2005年11月，《中時晚報》停刊，資遣數十名員工。2006年前半，《大成報》與《台灣日報》先後停刊；下半年，又有《中華日報》與《民生報》因縮編與停刊大量裁撤員工。

以上羅列的媒體關廠歇業或大幅裁員案例，雖然還不盡完整與詳細，但讀起來應該已經足夠讓人暈眩。幾年幾月、某媒體、裁員若干人，這樣的編年體記載，不免把所有這些應該令人感同身受的活生生的事件，最後異化成為不帶感情的案件與數字，使你我這些局外人因此冷感麻痺。

那麼，如果暫時不談《那》片在勞工運動、特別是媒體勞工運動當中的貢獻與意義，我個人在這兩年來在不同場合數次觀看廖德明導演的這部片子，每次最為感動的部分，「竟然」是能夠感受到失業勞工作為活生生的人、失業作為一種活生生的生命的困境。

我說「竟然」，是因為這本來是每一次類似事件發生時，所有人最應該首先理解、也最容易理解的部分：每次的不當解雇、大幅裁員，都對於每一個勞工的職業生涯與生命，造成了無可抹滅的衝擊。

所以我們在《那》片中看到，失業的中南編員工，怎麼樣重新學習那些她原本不懂、也不喜歡的會計「瑣事」，被迫丟掉原本她熟悉且喜愛的新聞編輯工作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失業的中南編員工，在前途茫然的憂慮感下，怎麼樣在中年又得重拾參考書、聽著教學錄音帶準備應考公務員。我們也可以看到，參與抗爭的中南編員工，怎麼樣不敢回鄉面對年邁父母與街坊鄰居，因為我們這個社會無端地責備失業勞工、錯誤地以為他們是因為懶惰或愚笨才會遭到裁員。

原來失業不只是拿資遣費與轉業這些名詞而已，原來抗爭不只是拿大聲公與拉布條而已。《那》片給我們看到，這些資遣費、轉業、拿大聲公、以及拉布條的後面，每個被惡意裁員的新聞工作者，必須面臨如何困難的心路轉折與掙扎。因為《那》片的呈現，這些失業的新聞工作者，才不只是媒體報導中的案例、數字、與「失業勞工」的名詞而已，它還原了中南編失業員工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，他們擁有的尊嚴、屈辱、憤怒、憂傷等種種情感。

因為還原了人的原貌，我們才不再冷感麻痺，我們才會無法苟同報社老闆把員工當作「薪資成本」在計算。因為還原了失業勞工跟你我一樣的生命本質，我們就會站在一起，大聲控訴與抵抗這些資本不把人當人、對我們的異化與壓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