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舞影者》是第一部由攝影記者自己拍片以反省本身這一行的狀況。導演是資深的攝影記者,他分析自己工作的場域,意圖藉由此片喚起同行的意識,以超越困境,尋找出路。
本片導演鍾宜杰工作多年後,回到學術殿堂,探討在職場遇到的問題。在拍片的過程中,導演一手拿著社會學理論,一手扛起攝影機,穿梭在理論世界(「新聞場域與實踐」的分析)與真實世界(攝影記者每日的工作)之間。有了理論架構的支撐,本片有獨特視角。它也有真實場景與真情告白,令人感同深受。
本片所要回答的問題是:攝影記者應該是「舞影者」(舞動影像的人),但卻往往變成「影舞者」(被影像舞動的人),失去了詮釋影像的權力。為什麼呢?本片即敍述 不同情境脈絡下攝影記者社會地位及自我認知的轉變。
本片可分成三大段。第一幕是威權統治時期(1949年到1970年代末)。新聞媒體是官方宣傳工具,宣傳反共的意識型態。在此媒體結構下,攝影記者的任務是拍出「安全」的照片、呈現社會安定繁榮的景象。這時攝影記者自認是「公務員」。
在社會運動時期(1980年代),具社會關懷的攝影記者登上歷史的場景。這時反對運動與鄉土意識抬頭。一部份與官方較遠的報刊(如《自立晚報》與《人間》),提供論述的空間。一些具社會關懷的新生代青年投入新聞事業。他們有的用影像的方式深入探討社會問題,以呈現弱勢的聲音,並紀錄變遷的軌跡,為台灣寫歷史。這個時代的攝影記者,便在拍照與洗片中實踐理念。
在商業化時期(1990年後),媒體政策鬆綁,因此各類媒體激烈競爭。上述獨立的報刊與社會關懷的攝影記者卻失去空間。在商業邏輯的影響下,當代攝影記者的任務是「製造(新聞)商品」,刺激讀者的購買慾望。他們自認只是「快遞員」,每天都趕著快速回應顧客(報社)所下的訂單(新聞照片)。失去了堅實的理念與使命感,他們只能用名牌的配備來顯示自己的專業身份與地位。
我們從本片中,可看到新聞場域的限制。記者原本應該反映真實,並從工作中實踐其專業的新聞理念。但是,在政治控制與商業營利的限制下,攝影記者卻變成生產線上的勞工。回想1980年代,時值威權解體之際,有的攝影記者能夠實踐自身關懷社會的理念,為時代留下記錄。但是,在解除管制後,他們卻失去空間,不得不退場。這真是令人扼腕,慨嘆再三。
那麼,應如何超越困境?
首先,我們作為媒體公民,應更加關注結構(特別是商業邏輯)的限制。在1988年前,國家的威權控制非常明顯。然而,1988年後商業的力量是 以隱晦的方式運作,形成宰制體系,限制了言論以及個人的選擇。 人們身在其中,無法察覺,更找不到出路。對此,我 們應重視增加傳播媒體(包括商業媒體)的公共性,建立良好的傳播秩序。
其次,記者應以集體的力量尋找出路。過去,攝影記者沒有專業上的團結。在龐大的壓力下,他們大多單獨面對,默默接受,或委曲求生,或黯然離去。對此,傳播工作者 應認識到自身的社會位置,集結起來,討論相關議題(如勞工權益與專業自主),提出對策,以建構較理想的媒體環境。如此,長久下去,才能在此實踐理念並安身立命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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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10月23日 星期二
[+/-] : 尋找鏡頭下的出路 / 林麗雲
2007年10月14日 星期日
[+/-] : 誰說平凡人不能改變世界 / 何東洪
如果大眾開始站出來,組織起來對不公不義的事發聲,誰都阻止不了我們—─戴夫.摩里斯
這是一個關於兩個平凡人,憑著一股執著的毅力,持續15年對抗麥當勞企業的故事。
海倫與戴夫從1980年代起,便是「倫敦綠色和平」街頭抗議的成員,持續以在麥當勞速食店外發送〈麥當勞有什麼問題?〉的傳單的抵制行動,怒使麥當勞根據傳單內容對其提告毀謗告訴。
麥當勞膽敢提出訴訟,其手法幾乎和所有壓制工會運動的企業(或國家)如出一轍──滲透組織、分化、威脅與提告。經過18個月的滲透,1990年9月,麥當勞對5位綠色和平人士提出毀謗案的警告:「除非道歉,否則告到法院!」海倫與戴夫沒有因此退縮,始終堅信他們對麥當勞的抵制行動是對的。因此自1994年起,英國史上最長的毀謗案就此展開。
這是一場不公平的訴訟。英國的毀謗法並不提供被告免費律師協助,所以海倫與戴夫必須隻身對抗麥當勞以日薪2000英鎊聘請的大律師所組成的7人訴訟團。但藉著社運間相互扶持的網絡,在近兩年的證人庭中,他們針對〈麥當勞有什麼問題?〉中麥當勞食品對於人體的傷害、大型牧場對於畜養動物及環境的危害,尤其是雨林的破壞、對待與屠殺動物的不人道、禁止員工工會權等訴求提出證據。
然而冗長的程序與出庭的費用,讓海倫與戴夫幾度陷入低潮中。1996年2月16日是個轉折點,這天,「mcspotlight」網站的發射,使得對抗的行動擴及全球,支援來自各方(如今www.mcspotlight.org依舊活躍)。首週,mcspotlight的點閱人數就衝破19萬,全球的支持者藉著際網網絡,散發了1,500萬份的反麥當勞傳單!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下,「第五國際」的「線上團結」扮演起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連結的對抗形式。
因此,來自加拿大,前麥當勞員工的學生,寧願犧牲課業,隻身飛到倫敦,窩在戴夫家為當證人而準備,憑藉的,就是一股正義,不願見到財大氣粗的麥當勞得逞。運動網絡與線上團結,讓海倫他們募得3萬英鎊,對抗麥當勞1000萬英鎊的訴訟費。
1997年6月19日,歷經兩年半的訴訟,最後仍判麥當勞勝訴,海倫與戴夫必須賠償4萬英鎊,並不得再發出抗議麥當勞的傳單。走出法庭,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記者與支持者,戴夫手持的標語—「Judge for yourself」,說明了一切。他們沒有敗,也不會賠一毛錢給麥當勞,當然,麥當勞也不敢索賠。
至此,故事還沒完,海倫與戴夫繼續抗爭,一狀告上歐洲人權法庭,控告英國法律中誹謗案件對於被告不提供免費律師的不公平,以及扼殺言論自由兩項,在歐洲人權法庭給他們法律的協助之下,五個月之後,於2005年2月,宣判他們獲勝!──「言論自由兩分,毀謗案0分,麥當勞0分」
紀錄平凡人的故事,不需太多「戲劇性」手法,英國左翼記錄影片者肯羅區以及他的製作群,以英國特有的通俗劇拍攝手法,將這個長達15年的抗爭事件,拍得平易,卻非常好看。藉由當事者與評論員的敘述,影片以及法庭上詢問的「模擬再現」,麥當勞的惡形惡狀得以現形。
有幸見到這部紀錄片在台灣播放,對於堅持對抗不公不義之事的社運團體與大眾而言,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──誰說平凡人不能改變世界!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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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個關於兩個平凡人,憑著一股執著的毅力,持續15年對抗麥當勞企業的故事。
海倫與戴夫從1980年代起,便是「倫敦綠色和平」街頭抗議的成員,持續以在麥當勞速食店外發送〈麥當勞有什麼問題?〉的傳單的抵制行動,怒使麥當勞根據傳單內容對其提告毀謗告訴。
麥當勞膽敢提出訴訟,其手法幾乎和所有壓制工會運動的企業(或國家)如出一轍──滲透組織、分化、威脅與提告。經過18個月的滲透,1990年9月,麥當勞對5位綠色和平人士提出毀謗案的警告:「除非道歉,否則告到法院!」海倫與戴夫沒有因此退縮,始終堅信他們對麥當勞的抵制行動是對的。因此自1994年起,英國史上最長的毀謗案就此展開。
這是一場不公平的訴訟。英國的毀謗法並不提供被告免費律師協助,所以海倫與戴夫必須隻身對抗麥當勞以日薪2000英鎊聘請的大律師所組成的7人訴訟團。但藉著社運間相互扶持的網絡,在近兩年的證人庭中,他們針對〈麥當勞有什麼問題?〉中麥當勞食品對於人體的傷害、大型牧場對於畜養動物及環境的危害,尤其是雨林的破壞、對待與屠殺動物的不人道、禁止員工工會權等訴求提出證據。
然而冗長的程序與出庭的費用,讓海倫與戴夫幾度陷入低潮中。1996年2月16日是個轉折點,這天,「mcspotlight」網站的發射,使得對抗的行動擴及全球,支援來自各方(如今www.mcspotlight.org依舊活躍)。首週,mcspotlight的點閱人數就衝破19萬,全球的支持者藉著際網網絡,散發了1,500萬份的反麥當勞傳單!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導下,「第五國際」的「線上團結」扮演起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連結的對抗形式。
因此,來自加拿大,前麥當勞員工的學生,寧願犧牲課業,隻身飛到倫敦,窩在戴夫家為當證人而準備,憑藉的,就是一股正義,不願見到財大氣粗的麥當勞得逞。運動網絡與線上團結,讓海倫他們募得3萬英鎊,對抗麥當勞1000萬英鎊的訴訟費。
1997年6月19日,歷經兩年半的訴訟,最後仍判麥當勞勝訴,海倫與戴夫必須賠償4萬英鎊,並不得再發出抗議麥當勞的傳單。走出法庭,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記者與支持者,戴夫手持的標語—「Judge for yourself」,說明了一切。他們沒有敗,也不會賠一毛錢給麥當勞,當然,麥當勞也不敢索賠。
至此,故事還沒完,海倫與戴夫繼續抗爭,一狀告上歐洲人權法庭,控告英國法律中誹謗案件對於被告不提供免費律師的不公平,以及扼殺言論自由兩項,在歐洲人權法庭給他們法律的協助之下,五個月之後,於2005年2月,宣判他們獲勝!──「言論自由兩分,毀謗案0分,麥當勞0分」
紀錄平凡人的故事,不需太多「戲劇性」手法,英國左翼記錄影片者肯羅區以及他的製作群,以英國特有的通俗劇拍攝手法,將這個長達15年的抗爭事件,拍得平易,卻非常好看。藉由當事者與評論員的敘述,影片以及法庭上詢問的「模擬再現」,麥當勞的惡形惡狀得以現形。
有幸見到這部紀錄片在台灣播放,對於堅持對抗不公不義之事的社運團體與大眾而言,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──誰說平凡人不能改變世界!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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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10月12日 星期五
[+/-] : 有怪獸,不可怕! / 管中祥
你會用什麼樣的語彙形詞台灣的新聞媒體及媒體人呢?「文化流氓」?「修理業」?「製造業」?「社會亂源」?「新聞公害」?不管你如何稱呼,說真的,這幾年還不太容易找到正面評價媒體的形容詞。
公視製作人蘇啟禎導演用「怪獸」稱呼媒體,倒是十分貼切,怪獸,不僅巨大,而且可怕,新聞媒體也是如此。只是媒體怪獸,不是一體成形,而是金剛合體,裡頭摻雜了複雜的政治、商業、文化、人權、娛樂、知識、道德、責任、利益的多重關係。
怪獸的合體並非偶然,還得要有滋長環境。台灣一連串缺乏前曕、完整、多樣性規劃的傳播政策,造成了台灣獨有「市場小、媒體多」的怪異環境,也使得媒體無法正常發展,在政治與商業力量的交錯下,再「正常」的媒體與媒體人,也很難不成為怪獸。
媒體怪獸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。例如,你可能會在選舉時投票給某位候選人,但你不僅從未和他親自接觸,也未曾親臨他曾經治理過的城市,只因為媒體的報導,就把你未來拖付給他,然而,在夜深人靜時,卻多次悔恨;或者,你會到超市買牙膏,卻很少比較裡頭的成份,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對牙齒有益?是不是安全無害?但你總是大膽的買了某個熟悉品牌,回家之後,二話不說就放到嘴裡攪和,真的很大膽。
我們之以如此安心,是因為媒體幫我們掛保証,只是怪獸的保証似乎又很難讓人相信。
蘇啟禎的第一部作品,也是台灣第一部「媒體看媒體」紀錄片的──「有怪獸」,清楚地點出了商業媒體常遭詬病的「置入性行銷」、「選舉灌票」、「侵犯人權」的問題,同時也探究了媒體亂相的病因,並且深刻的描繪出媒體工作者的處境與掙扎。當然,「有怪獸」雖也表明公共媒體作為媒體改革的重要性,不過,作者卻未一廂情願地認為公廣集團是解決媒體問題的萬靈丹,或者將公共電視作為救世主般的崇拜與自我標榜,作為公視人卻不吝於對公視的獨立性、公共性與勇氣提出嚴厲批判,令人敬佩。
媒體的確像怪獸,但未必可怕,只是我們必須有面對怪獸的能力,而這也是「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」發行「有怪獸」紀錄片的重要原因。我們除了作為推手,透過發行將蘇啟禎的作品和更多人分享,深刻了解媒體怪獸,以及背後的合成因素,當然,我們也期待藉由這部影片,促成更大的社會反思與改革力量,讓媒體「怪獸」能夠轉性,像是宮崎駿卡通裡的Totoro一樣,雖然巨大,但不可怕,而且,真正值得信賴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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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視製作人蘇啟禎導演用「怪獸」稱呼媒體,倒是十分貼切,怪獸,不僅巨大,而且可怕,新聞媒體也是如此。只是媒體怪獸,不是一體成形,而是金剛合體,裡頭摻雜了複雜的政治、商業、文化、人權、娛樂、知識、道德、責任、利益的多重關係。
怪獸的合體並非偶然,還得要有滋長環境。台灣一連串缺乏前曕、完整、多樣性規劃的傳播政策,造成了台灣獨有「市場小、媒體多」的怪異環境,也使得媒體無法正常發展,在政治與商業力量的交錯下,再「正常」的媒體與媒體人,也很難不成為怪獸。
媒體怪獸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。例如,你可能會在選舉時投票給某位候選人,但你不僅從未和他親自接觸,也未曾親臨他曾經治理過的城市,只因為媒體的報導,就把你未來拖付給他,然而,在夜深人靜時,卻多次悔恨;或者,你會到超市買牙膏,卻很少比較裡頭的成份,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對牙齒有益?是不是安全無害?但你總是大膽的買了某個熟悉品牌,回家之後,二話不說就放到嘴裡攪和,真的很大膽。
我們之以如此安心,是因為媒體幫我們掛保証,只是怪獸的保証似乎又很難讓人相信。
蘇啟禎的第一部作品,也是台灣第一部「媒體看媒體」紀錄片的──「有怪獸」,清楚地點出了商業媒體常遭詬病的「置入性行銷」、「選舉灌票」、「侵犯人權」的問題,同時也探究了媒體亂相的病因,並且深刻的描繪出媒體工作者的處境與掙扎。當然,「有怪獸」雖也表明公共媒體作為媒體改革的重要性,不過,作者卻未一廂情願地認為公廣集團是解決媒體問題的萬靈丹,或者將公共電視作為救世主般的崇拜與自我標榜,作為公視人卻不吝於對公視的獨立性、公共性與勇氣提出嚴厲批判,令人敬佩。
媒體的確像怪獸,但未必可怕,只是我們必須有面對怪獸的能力,而這也是「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」發行「有怪獸」紀錄片的重要原因。我們除了作為推手,透過發行將蘇啟禎的作品和更多人分享,深刻了解媒體怪獸,以及背後的合成因素,當然,我們也期待藉由這部影片,促成更大的社會反思與改革力量,讓媒體「怪獸」能夠轉性,像是宮崎駿卡通裡的Totoro一樣,雖然巨大,但不可怕,而且,真正值得信賴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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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+/-] : 「失業勞工」是我們周遭生命的困境 / 劉昌德
2001年6月,中時報系無預警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百餘名員工。這是導演廖德明拍攝紀錄片《那一天,我丟了飯碗》的開頭。
不過,這並不是台灣新聞工作者勞動困境的開頭,更沒有成為結尾。早一些,2001年2月,《明日報》停刊,未獲新資方回聘而失業者約一百五十餘人。在中時中南編事件對記者的「震撼教育」之後,7月,長期積欠員工薪資的《自立報系》資方退出經營。次年2月,《勁晚報》停刊,資遣百餘名員工;5月,《中央日報》資遣二百五十餘名員工。2003年8月,真相電視台近百名員工遭裁員。2004年底,中國廣播公司資遣一百三十餘名員工。2005年11月,《中時晚報》停刊,資遣數十名員工。2006年前半,《大成報》與《台灣日報》先後停刊;下半年,又有《中華日報》與《民生報》因縮編與停刊大量裁撤員工。
以上羅列的媒體關廠歇業或大幅裁員案例,雖然還不盡完整與詳細,但讀起來應該已經足夠讓人暈眩。幾年幾月、某媒體、裁員若干人,這樣的編年體記載,不免把所有這些應該令人感同身受的活生生的事件,最後異化成為不帶感情的案件與數字,使你我這些局外人因此冷感麻痺。
那麼,如果暫時不談《那》片在勞工運動、特別是媒體勞工運動當中的貢獻與意義,我個人在這兩年來在不同場合數次觀看廖德明導演的這部片子,每次最為感動的部分,「竟然」是能夠感受到失業勞工作為活生生的人、失業作為一種活生生的生命的困境。
我說「竟然」,是因為這本來是每一次類似事件發生時,所有人最應該首先理解、也最容易理解的部分:每次的不當解雇、大幅裁員,都對於每一個勞工的職業生涯與生命,造成了無可抹滅的衝擊。
所以我們在《那》片中看到,失業的中南編員工,怎麼樣重新學習那些她原本不懂、也不喜歡的會計「瑣事」,被迫丟掉原本她熟悉且喜愛的新聞編輯工作。我們可以看到,失業的中南編員工,在前途茫然的憂慮感下,怎麼樣在中年又得重拾參考書、聽著教學錄音帶準備應考公務員。我們也可以看到,參與抗爭的中南編員工,怎麼樣不敢回鄉面對年邁父母與街坊鄰居,因為我們這個社會無端地責備失業勞工、錯誤地以為他們是因為懶惰或愚笨才會遭到裁員。
原來失業不只是拿資遣費與轉業這些名詞而已,原來抗爭不只是拿大聲公與拉布條而已。《那》片給我們看到,這些資遣費、轉業、拿大聲公、以及拉布條的後面,每個被惡意裁員的新聞工作者,必須面臨如何困難的心路轉折與掙扎。因為《那》片的呈現,這些失業的新聞工作者,才不只是媒體報導中的案例、數字、與「失業勞工」的名詞而已,它還原了中南編失業員工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,他們擁有的尊嚴、屈辱、憤怒、憂傷等種種情感。
因為還原了人的原貌,我們才不再冷感麻痺,我們才會無法苟同報社老闆把員工當作「薪資成本」在計算。因為還原了失業勞工跟你我一樣的生命本質,我們就會站在一起,大聲控訴與抵抗這些資本不把人當人、對我們的異化與壓迫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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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,這並不是台灣新聞工作者勞動困境的開頭,更沒有成為結尾。早一些,2001年2月,《明日報》停刊,未獲新資方回聘而失業者約一百五十餘人。在中時中南編事件對記者的「震撼教育」之後,7月,長期積欠員工薪資的《自立報系》資方退出經營。次年2月,《勁晚報》停刊,資遣百餘名員工;5月,《中央日報》資遣二百五十餘名員工。2003年8月,真相電視台近百名員工遭裁員。2004年底,中國廣播公司資遣一百三十餘名員工。2005年11月,《中時晚報》停刊,資遣數十名員工。2006年前半,《大成報》與《台灣日報》先後停刊;下半年,又有《中華日報》與《民生報》因縮編與停刊大量裁撤員工。
以上羅列的媒體關廠歇業或大幅裁員案例,雖然還不盡完整與詳細,但讀起來應該已經足夠讓人暈眩。幾年幾月、某媒體、裁員若干人,這樣的編年體記載,不免把所有這些應該令人感同身受的活生生的事件,最後異化成為不帶感情的案件與數字,使你我這些局外人因此冷感麻痺。
那麼,如果暫時不談《那》片在勞工運動、特別是媒體勞工運動當中的貢獻與意義,我個人在這兩年來在不同場合數次觀看廖德明導演的這部片子,每次最為感動的部分,「竟然」是能夠感受到失業勞工作為活生生的人、失業作為一種活生生的生命的困境。
我說「竟然」,是因為這本來是每一次類似事件發生時,所有人最應該首先理解、也最容易理解的部分:每次的不當解雇、大幅裁員,都對於每一個勞工的職業生涯與生命,造成了無可抹滅的衝擊。
所以我們在《那》片中看到,失業的中南編員工,怎麼樣重新學習那些她原本不懂、也不喜歡的會計「瑣事」,被迫丟掉原本她熟悉且喜愛的新聞編輯工作。我們可以看到,失業的中南編員工,在前途茫然的憂慮感下,怎麼樣在中年又得重拾參考書、聽著教學錄音帶準備應考公務員。我們也可以看到,參與抗爭的中南編員工,怎麼樣不敢回鄉面對年邁父母與街坊鄰居,因為我們這個社會無端地責備失業勞工、錯誤地以為他們是因為懶惰或愚笨才會遭到裁員。
原來失業不只是拿資遣費與轉業這些名詞而已,原來抗爭不只是拿大聲公與拉布條而已。《那》片給我們看到,這些資遣費、轉業、拿大聲公、以及拉布條的後面,每個被惡意裁員的新聞工作者,必須面臨如何困難的心路轉折與掙扎。因為《那》片的呈現,這些失業的新聞工作者,才不只是媒體報導中的案例、數字、與「失業勞工」的名詞而已,它還原了中南編失業員工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,他們擁有的尊嚴、屈辱、憤怒、憂傷等種種情感。
因為還原了人的原貌,我們才不再冷感麻痺,我們才會無法苟同報社老闆把員工當作「薪資成本」在計算。因為還原了失業勞工跟你我一樣的生命本質,我們就會站在一起,大聲控訴與抵抗這些資本不把人當人、對我們的異化與壓迫。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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